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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12至1845年间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Story)在他183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宪法评注》中就采纳了此判例的意见。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这是一个通过诸多看似微观点滴不足道的个案在积累和储蓄法治的经验与力量的积极态势和良好趋向。

另外参见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行政给付的法律规制，特别是在新的社会状况下体现宪法诸原则和权利的法律规则，尚待健全。理应在行政法治发展中作为更加突出的、最为基本的评价指标。要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之中就是尊重、适应和引导人民民主，并实现人民民主的组织化、法治化。要言之——尽管可能有反复之嫌疑——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目标是服务型法治政府。

（三）行政法治发展战略路径战略目标依赖战略路径，战略路径关键是根本动力。行政组织法的原则、内容、结构、程序和力度等要素和面貌均将焕然一新，组织法制的刚性约束将更加强化，行政组织法制地位更加突出。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最大净利(maximumofnetbenefit)。

(3)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预防原则(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就是据此而提出的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21]它主要以社会时间偏好作为贴现率评估的基础，由于社会整体对不同时间点的资本消费具有不同偏好，需要补偿不同时间点的消费差别使其能够维持相同的现在价值，因此这种理论认为，贴现率必须反映出社会的消费时间偏好。[24]也有研究表明，乐意付费与愿意承受并非同一概念，特别是在环境法领域。

但是，由于不同的规制方案其成本与效率分配的结果自然不同，其间很难以一个抽象的法则来证明哪一种分配更合乎公平。【关键词】成本收益分析。

其次，假使数据化的方法都是科学的，共量基准能够一律采取货币形式吗？很多学者质疑，人们对货币作为等价物的信赖，能足以渗透到针对生命、健康、精神、幸福、人性温暖这些软性变量(softvariables)的评价领域？对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评价，真的能够等同于对于人数、年纪、收入、剩余寿命、一毫克二氧化硫等数字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吗？[30]即使所有的技术方法和货币共量基准都可信，又如何确定所欲评价对象的范围？换言之，投入与产出自身能否被清晰界定？仅以禁止一项排污为例，其成本，除了规制措施的政策制定成本(例如专家成本、实地勘验、文书资料、信息查询、官僚人员、办公场所等)、执行成本(例如武器配备、查封扣押、物品折损、仓储保管、通告邮寄等等)之外，企业成本(例如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等)、行业成本(例如整体行业甚至整条产业链的市场格局变化)、家庭成本(例如雇主失业后的子女就学、保险医疗、饮食住房等)、社会成本(例如犯罪指数、市民素质、人才储备等)，该如何穷尽？(二)从计算到描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修正这种完全以货币基准进行共量的方法，被称之为纯粹或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pureorstandardCBA)。此时，就需要找到市场价格背后真正的影藏价格(shadowprice)。它们包括：修正后的成本收益分析(ModifiedCBA)、多目标分析(Multi-goalAnalysis)、计质成本收益分析(QualitativeCBA)、成本效能分析(cost-effectiveanalysis)、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成本可行性分析(cost-feasibilityanalysis)等等。以环境法为例，目前最通用的方法主要有三个：(1)旅费调查法(travelcostmethodology)，它借助实证调查，得知如何将旅游地点A改为另一地点B，人们愿意多花多少钱，这个差异值就隐含着该地点B的环境利益价值。

姑且不论类似生命健康这种十分难以界定货币等额的评价对象，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成本与效益各自在影响范围上的扩散性和变动性，影响正确市场价格形成的因素居高不下，贴现率选择的理论困扰与实践难题，在经济学自身都无法解决。例如经调查发现，人们乐意付费7.81美元去避免一棵树被砍伐。除了《行政许可法》要求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外，[1]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一般而言，成本收益分析报告会产生若干选择事项，并选择单个或多个特定事项作为核心论证的方案。

据此得出，乐意付费评估法的根本假设是错误的，而究竟该如何取得数值，就更加成为问题。比如，对于具体的货物以及劳务，通过市场价格换算就能确定其经济价值，这也是成本收益分析中最常见的货币量化方式。

蒋红珍，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34]这场争论仍在持续，留给中国制度借鉴和建构中的思考依然有待于深入。

这些费用就成为规制措施所带来的收益。Exec. Order No. 12291, 3C. F. R. 127(1982), reprinted in 5 U. S. C.§601, at 431—434(1982).[14]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Federal Regulations, 1997, p. 13.[15]例如，不仅要考虑到政府部门之间的垂直分工，而且还要注意同样内容的管制措施，由联邦政府执行与地方政府执行之间的成本效益差异。[2]在这种去法化浪潮和经济学方法大量运用的趋势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和法学领域的渗透，成为一个典范。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缠绕在利益衡量质疑和批判声中过于主观性的弊病，有力地回应了利益衡量缺乏客观评价基础的顽疾。一般说来，一个完整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包括四个部分：(1)政府规制的潜在利益。政府不能据此懈怠自己的职责，因为谁都无法确定将税收支付在所谓其它更加合理的领域，是否一定产生好的社会结果。

尤其是，它的优势如何在包括司法评价在内的整个规制措施实施过程中得以发挥，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确立对特定规制事项进行生活品质评价(QualityofLifeReview)制度之后，经过一系列由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6]美国确立起在行政机关正式实施行政规制前，必须对实施该项规制所花费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数据化分析，并经由专门的联邦预算管理局加以审核的制度。

利益衡量中国是一个监管大国。例如修正后的成本收益分析(ModifiedCBA)，通过修正分配权数(distributionalweights)来致力于达成多元目标。

比如，机会成本途径(opportunitycostapproach)[20]和社会时间偏好途径(socialtimepreferenceapproach)[21]间的选择，就长期困扰着理论界。Robert H. Frank Cass R. Sunstein,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Relative Position, 68 U. Chi. L. Rev. 323(2001).[29]黄铭辉：《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行政法上应用可能性之研究——兼论比例原则之解构》，台北大学法学学系硕士论文，2000年6月，第101页。

比如有学者对美国环境保护署经常采用随机评估法给予强烈的批判，认为这是在误导决策方向。美国对此发展出两个被设定的评估目标，分别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valueofstatisticallife,VSL)与统计学意义上延续寿命的价值(valueofstatisticallife-yearsextended,VSLY)。通常情形下只要将增产量乘以市场价格，就等于这一部分的规制收益，但是，如果在同一时间，政府正在进行农作物物价支持的规制，那么，该农作物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政府介入支撑(或平抑)的结果。规制方案被采纳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总体说来，最终某个规制方案被采纳，最核心的数据支撑，就来自这一分析单元。(一)具有直接市场交易性价值的评估最容易给予货币量化的价值，是那些具有直接市场交易性的价值。

而在使用贴现公式时，贴现率(discountingrate)的选择，往往成为计算各种成本和效益现在价值的关键。而从学科背景看，对成本收益分析所带有的高度科学原旨主义的倾向，也随着经社领域对泛科学主义的怀疑，而日趋显现。

即使修正后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企图超越数字化和货币衡量的狭隘比较，并在社会价值层面加入效能性、公平性、可行性及其他多元价值因素的处理，但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导致人类共识中许多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诸如人性尊严、安全和追求幸福，陷入了经济性假设的门槛。黄昭元：《宪法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标准：美国类型化多元标准模式的比较分析》，《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3期。

无论如何，它们都揭示出：任何的政府规制首先都存在一个在管与不管之间的选择问题。[18]这也往往被称为直接成本，参见骆梅英：《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现代行政法上新的政策评估工具》，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4]换言之，成本收益分析以货币为共量基准，为传统利益衡量要素间缺乏一般等价物从而无法实现直接作价对比的困境，提供一把破冰之锤。(一)以没有规制的现存状为对照假设在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无论是用于政策形成前的预评估(pre-evaluation)，还是配合一项政策实施后的影响评价(impactevaluation)，都离不开一个对照假设(counterfactuals)。

如果只是考虑净效益为正值，或净效益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排放量与环境品质之间的关系可能因地而异或厂商依法清除废弃物后所产生的效益在区域间的差异，就有可能产生不合理的超越承担问题。因此，为了让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也能够共量，经济学上就发展出贴现(discounting)理论，来试图尽可能地完善被评估价值的货币计算。

这里以人身健康和安全维护作为例子，加以介绍。但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构层次如何展开？技术方法如何实践？依然欠缺比较成熟的思路。

[7]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以总统的‘活百科全书来形容联邦预算管理局作为总统政治上谋臣策士的重要性。在美国，确定这些利益因素的货币共量基准，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乐意付费评估法(Willingness-to-payvaluationapproach)。